進入2012年，中國銀行業正在向過去30%-40%的高利潤增長時代告別，而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卻正在由恐懼一步步變為現實，蠶食著商業銀行傳統的生存空間。

　　 過去兩年，企業的債券融資成為僅次于銀行的第二大融資渠道，存款周期性波動，銀行理財產品迅速膨脹……這意味著資本性脫媒正在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催生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新革命——資產負債表外化大熱。而其背后則是金融產品發展創新與新業務違規并存的尷尬現實。 如果用幾組數字簡單勾勒2012年中國銀行(3.02,-0.07,-2.27%)業的普遍金融生態，有幾個指標一定不能被忽略。

 　　 一是不良貸款，根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2年9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7.5%，較年初增加513億元，同時關注類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4%，較年初增加629億元。

 　　 二是，貸款占新增社會融資總量比例由十年前的超過80%，下降至目前的60%以內，相反，債券規模（剔除國債、金融債與央票后）年均增長超過了30%，2012年三季度末已經提升至6.9萬億。

　　 三是，截至今年9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資金余額達6.7萬億，較上年末增長47%。

　　 這三組數據，恰恰對應2012年中國銀行業四大“熱”詞——惡化的資產質量、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以及影子銀行。這四個詞匯內涵外延交織在一起，實為當下銀行業經營生態的真實寫照。 資產端，資本節約要求商業銀行放慢風險資產規模擴張，發展低資本占用的規模擴張模式成為現實選擇，2012年各家銀行紛紛加大了零售信貸、債券和同業拆借業務的比重，其中興業銀行(10.70,-0.16,-1.47%)最為典型。截至今年6月末，該行同業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占比達到39.62%，成為首個同業資產超過貸款資產的銀行。

　　 負債端，據中信證券(14.96,-0.42,-2.73%)統計，上市銀行中同業拆出占資產比自2005年的6%提升至2012年三季度末的12%，同期同業拆入占負債比由7%提升至15%，個別銀行甚至超過了40%；表外則用銀行理財產品創新留存客戶。

 　　 同業已不僅是規模擴張的利器、有效的盈利手段，還是重要的資金來源。一個例證是，同業業務正在日益被商業銀行擺在與傳統對公和零售條線同等重要的位置，各家商業銀行或設立一級部門金融同業部，或進一步強化同業部門對利潤的貢獻程度，同業部門甚至向此前資金部等承擔的“大司庫”角色靠攏。

 　　 “如果說利率市場化將壓縮銀行業的盈利空間，那么金融脫媒將壓縮銀行業的生存空間，商業銀行面臨嚴峻挑戰。”在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微博]看來，兩者將會對商業銀行傳統的盈利模式、負債結構、客戶結構帶來深刻影響。

　　 金融脫媒對客戶結構和盈利模式的影響則是致命性的。中信銀行(4.95,-0.12,-2.37%)副行長張強曾告訴記者，隨著2012年債市大擴容，具備直接融資資格的企業越來越多，信用評級由AA以上降低到A，這意味著所有省市當地核心戰略客戶都成為具備發債資格的企業。核心企業不再需要通過銀行借錢。

 　　 一句話，金融管制、利率市場化與金融脫媒看似矛盾沖突的多重因素沖擊之下，銀行表內信貸收縮與體外融資滲透并存，由此，影子銀行監管問題正應運而生。

　　 舊問題：不徹底的市場化

 　　 盡管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此前曾表示，中國所謂的影子銀行與西方有實質之別，且無論理財產品、信托產品都置于監管之下，風險可控，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機構對影子銀行風險隱憂視而不見。

 　　 在最新季度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尚福林一針見血點破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同業化和表外化的風險：“一些銀行為規避貸款規模、監管指標考核以及限制性信貸政策等要求，借道信托、證券、基金和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同業，通過發起理財計劃、認購專項信托產品或信托收益權等渠道，將銀行資金投向融資性項目，資產表外化趨勢明顯。”

 　　 銀行的風險在于，上述相當部分業務中，銀行承擔了實際的代償和兜底責任，而相應的風險管理遠未到位，潛在風險很大。

 　　 然而，監管難題恰在于，如何在存量風險積累與增量風險不減并存的大環境下，尋求金融創新與風險監管之間的微妙平衡術。

 　　 正如一位監管機構中層人士所言，“我們現在的發展方式沒有很大的變化，無論是資產結構、收入結構和管理方式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轉變，老說發展轉型不夠，但是一轉型就違規，不知道轉哪去了。”

　　 一句話，新問題，舊邏輯。

 　　 僅以2012年以來地方政府平臺興起的表外融資為例，進入2012年，在嚴苛的信貸準入門檻以及龐大的債務到期壓力下，越來越多的融資平臺正在改變原有融資模式，通過企業債券、信托計劃等多種方式籌集資金。

 　　 其中城投債發行量增長迅猛。初步統計，今年1-9月，共有393只城投債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掛牌，籌資規模達到4686億元。

 　　 “大部分城投債為銀行業金融機構持有，特別是部分城投債由于市場認可度不高，導致承銷銀行被動持券，這使得平臺風險仍大量留在銀行體系內，并未得到有效分散，銀行的實際風險敞口上升。”在上述監管人士看來，所謂“金融脫媒”不過是一場虛幻，風險依舊是銀行在兜著。

　　 高達10.7萬億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正是綁在123萬億銀行業資產上的一顆炸彈。

 　　 中國銀行業今日之尷尬，恰拜昨日“四萬億”刺激計劃所賜，而在2009年后中國銀行業規模高速擴張背后，尚未徹底厘清的政府和市場、政府和銀行的關系重新走回貨幣財政化的老路，“四萬億”裹挾之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一發不可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加上商業銀行自身無節制地擴張。

 　　 相較國有銀行改革所要解決的國企軟預算約束問題，地方政府“軟約束”問題更加嚴重。而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金融市場的扭曲。

 　　 過去五年，一方面信貸額度管控、窗口指導、存貸比等傳統行政色彩濃重的監管手段頻頻祭出，另一方面，扭曲的價格機制導致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可以較低的利率獲得銀行貸款，2009-2011年三年高達25萬億的天量信貸投放，并沒有給中小企業帶來實惠，反而，將其驅向資金價格更高的民間融資，過去幾年一個高達10萬億的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浮出水面。

 　　 無論是膨脹的影子銀行，還是頻頻拉響警報的民間借貸，在一位地方銀監局負責人看來，從根本上講，仍是利率管制下的價格畸形。

 　　 他認為當前金融體系存在三個價格雙軌制，一是銀行內部貸款與理財的價格雙軌制，貸款是絕對管制價格，理財更接近市場價格；二是銀行與信托等影子銀行，信貸是管制價格，信托更接近市場價格；三是市場價格也有正規與黑市之分。

 　　 銀行利率合規合法，但不一定合情合理，所以利率扭曲了，使得金融體系內外、銀行表內外風險相互滲透。這恰是影子銀行風險的關鍵所在。

 　　 因此，在利率管制沒有放開的背景下，即便金融業真正向民營資本敞開大門，也將是一個權力尋租的過程。

 　　 一位股份制高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他本人并不同意目前流行的利率市場化將會使得利差縮小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沒有縮小銀行利差，而是擴大了銀行利差。”

 　　 由于產權改革并沒有真正一步到位，銀行還是國家的銀行，利率市場化下的競爭性定價或價格競爭，可能走向無規則、無協調的“惡性競爭”。

 　　 楊再平認為，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和政府定價管制退出之后，一定要有一種機制來填補這個真空，在一段時期內對無序和過度的價格競爭進行一定的抑制，使之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和限度內，保持銀行業的整體穩定和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改革與轉型：未盡的雙重使命

　　“在變革快如閃電、形勢瞬息萬變、競爭激烈、價格下滑、利潤被壓縮的時代，以往的做法和熟悉的管理辦法已不再靈驗，于是企業轉型變得至關重要。”早在兩年前，招商銀行(10.80,-0.12,-1.10%)行長馬蔚華就引用了博西迪的這句話。

 　　 在2010年規模擴張、“以量補價”大行其道的年代，馬蔚華有切膚之感。兩年前，馬蔚華便認為，中國銀行業的生存空間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一是巴塞爾協議Ⅲ的落地，意味著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已經發生改變；二是從銀行業所處的外部環境看，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正在動搖銀行業盈利的現實基礎；三是中國社會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將進一步加劇。

 　　 兩年中，作為外部約束條件的監管環境，隨著12月7日銀監會關于《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的出臺，無論達標標準還是過渡期安排正在向現實回歸，均較一年前內部討論擬定的標準要寬松，而過渡期安排實質上放松了寬限期內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降低銀行短期股權融資壓力以及資產擴張約束。

 　　 不過，這并不能阻礙銀行業愈演愈烈的脫媒沖擊。在馬蔚華看來，銀行業正在經歷的脫媒考驗，可分為資本性脫媒和技術性脫媒兩類。

 　　 近幾年，以支付寶[微博]為首的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崛起，使得銀行支付中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脫媒沖擊；而進入2012年，馬蔚華更是在多個不同場合強調“消滅信用卡，銀行也是IT屬性”，高姿態進軍移動支付領域。

 　　 當然，受到技術性脫媒的沖擊不止于招商銀行，進入2012年，建行進軍電子商務金融領域，中信銀行提出網上再造一個中信……都是商業銀行主動迎擊互聯網金融之舉。

 　　 “未來銀行最大的競爭性威脅來自非銀行方面，特別是網絡信息領域的市場進入者，匯豐銀行2010年就將最大潛在競爭對手定為谷歌[微博]公司。”上述股份制高層如是告訴記者，現在看來，上述兩種脫媒的趨勢越來越嚴重，這必然使銀行傳統利差收入比重不斷下降，如果沒有其他非利差收入補充，整體利潤水平就會受很大影響。

 　　 簡而言之，在徹底完成市場化改革前，商業銀行不僅要面對互聯網金融崛起帶來的技術沖擊，也要面對利率市場化和金融開放短期內可能帶來的新的金融風險。

 　　 更進一步講，中國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高利潤時代即將終結，商業銀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戰略定位和市場定位。用馬蔚華的話說，經濟是決定金融增長的。“經濟轉型了、經濟放緩了，銀行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高歌猛進了。”

 　　 2012年，各家銀行紛紛推出自己的五年戰略規劃，無論是工行和建行的綜合化和國際化戰略，還是農行“城市農村一體化發展”；無論是招行“兩小（小企業+小微企業）”戰略，還是民生“做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高端客戶的銀行”，各方皆試圖從上述諸多難題中尋求體制性突破，尋找一條差異化競爭之路。

 　　 馬蔚華在談及招行兩次轉型時如是說，如果說第一次轉型是商業模式轉變的話，第二次轉型就是管理體制的提升，而中國的銀行業和全球銀行業比，最缺的就是這一環。

　　 更重要的是中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深層次的改革，仍需進一步推進。

 　　 在上述股份制銀行高層看來，戰略轉型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盈利模式、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三重轉型。

 　　 “盈利模式轉型方面，現在銀行的轉型同質化很嚴重，要想創造出新的盈利點是很困難的。”上述人士分析，同質化背后是金融創新不足，監管過度也是一個不得不重新審視的話題。

 　　 而在多位銀行業人士看來，上一輪國有銀行改革未盡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應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之一。

 　　 目前，中國銀行業的治理模式是從西方不同國家搬來的，又拼疊在一起，公司治理中要素太多，既有董事會又有監事會，更有黨委會、管理層和股東大會；而國外銀行的監事會和董事會并不同時出現。

 　　 過去的十年，中國銀行業鳳凰涅槃式的自我救贖和改革再造，為中國成功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打下了基礎，但并不能將之歸功于中國模式的成功。

 　　 下一個十年，市場化改革仍將是重中之重，危機并存的中國銀行業也尚需繼續證明，當前之成績是過去計劃經濟優勢的一次體現，還是堅持市場化改革所獲得的。

　　 路漫漫兮，任重道遠。長沙典當***長沙貸款